我们从硬资产和景气两条主线推荐:聚焦高质量发展得“硬资产”:重点推荐:万华化学、华鲁恒升、扬农化工景气修复中找结构性机会:需求韧性强且有望逐步迎来景气修复的农化、轮胎板块;供给端有序扩张或供给受限的钛白粉、氟化工、磷化工、纯碱板块现在还有正规的配资平台吗。
【磊哥说书】
在特定自然禀赋下,制度和经济政策对各国工业化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郑磊
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农业经济不发达的西欧,而不是已经到达农业时代生产力巅峰的东亚,这是经济史学者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的疑问。从“大分流”开始,人们对荷兰、伊比利亚半岛国家、英国、德国、美国等进行了细致的国别研究,试图找出一个能够取得共识的答案。维拉·扎马尼《欧洲经济史:从大分流到三次工业革命》聚焦在三次工业革命,从这三百年的经济增长轨迹论证了一个观点,即工业革命源于欧洲文化,该文化崇尚自由、正义与博爱,并通过法治限制了权力的滥用,通过竞争打败了寻租和垄断。
作者围绕着各国自然资源、区位、气候等自然条件,并从制度和经济政策等角度,对比了欧洲各国在工业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表现,指出在特定自然禀赋下,制度和经济政策对各国工业化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正如多数学者已经得出的结论,易于开采的英国煤矿和铁矿资源是工业革命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一个岛国,英国各地的工业化发展比较均衡,如启蒙学派所在的苏格兰、威尔士、曼彻斯特、米德兰兹、东安格利亚、伦敦等地各有蓬勃发展的主导产业。作者指出,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工业化上的表现是创新和仿效之间的差别,认为引领创新的风险偏好和创新能力等要素,在有效实现了公民自由和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社会才存在,极权政府领导的国家只有几个开始了仿效,事实证明大多数是不可持续的。
作者比较了三个比较成功的欧洲经济体。当时的比利时拥有与英国最接近的资源禀赋,和英国模式类似,最早发展的也是纺织业和采矿业,其他产业依次发展,并拥有先进的金融业。到了1840年,比利时已经成为欧洲大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并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拥有不比英国逊色的工业化先决条件,但文化普及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贵族阶层更缺乏商业意识,君主政体更集权化。法国大革命和之后的长期战争使得法国被隔离在英国式的创新之外,发展落后,更依赖土地和农民,对经济的干预导致资源配置被扭曲。另外,法国没有像英国那样丰富、品位高的浅层煤矿。德国在18世纪还有400多个“独立小国”, 1871年统一之后才实现了迅速、持久的经济起飞。但是德国拥有大量的煤矿资源,很快成为电力、化学、钢铁等重工业领导者。德国创办了很多股份制银行,比英国银行有更多的创新经营方式,为工业提供了大量资金。但是德国的工业化发展不均衡,西部有许多特别发达的地区超过了英国类似地区,但是东部地区较落后,拖累了整体发展水平。
作者还分析了俄罗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工业化。俄罗斯疆域更宽广,因此地区发展差异更大,尽管在一战前生产的钢铁和电力与法国相当,而且拥有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更长的铁路线,其人均水平却跌入落后国家之列。作者指出俄罗斯深受东方极权主义的影响,彼得大帝首次从西方引进技术,但并没有尝试去改变国家的体制,以实现经济结构的现代化。俄罗斯的农奴制废除时间较晚,且没有很快实现农民自由流动和土地自由耕种。俄罗斯的工业化主要发生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乌拉尔、乌克兰等地区。俄罗斯的企业家很少,而且社会地位被边缘化。俄罗斯因加入一战而使其经济受到严重冲击。
西班牙的气候、土壤等造成了较差的资源禀赋,受教育程度较低,只有少部分地区进行了工业化,其经济在内战和弗朗哥政权不切实际的自给自足政策的指导下备受打击。一战爆发前,西班牙的人均收入水平与意大利相当。意大利的资源短板更明显,统一后的财政体制跟不上实际发展需要,公共债务居高不下,金融业态较落后。意大利工业起飞较晚,持续时间短,但生产的电力和法国一样多,整体上仍相当落后,人均收入只有英国的一半不到。
广义讲,欧洲当时的技术发展水平也属于禀赋范畴。欧洲从13世纪就开始探索机械驱动,比如机械钟的出现,作者认为,除了航海技术,这是财富创造的另一个基础条件。可以看到,曾经的欧洲霸主,从葡萄牙、西班牙开始,到荷兰、英国,都是借助航海技术获取更多资源、市场和财富,它们也是大航海时代的佼佼者。而机械技术应用也很早就超越了水利灌溉,早在17世纪就应用在了纺织上,蒸汽机的原型(蒸汽泵)也开始用于采矿。经过近百年改进,瓦特研制出第一台蒸汽机,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引擎。
对于中国过去的发展,作者也进行了分析。在区位上,中国和欧洲一样拥有广阔的海岸线,而且在15世纪拥有最先进的航海技术。但是,中国的体量使其更青睐发展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缺乏海外冒险动机。同时商人阶层缺乏政治权力,包括最大的海外贸易活动,都是由上而下推动的,商人既不是这类商业活动的主体,也没能促进商业的发展。基于对不发达国家的研究,作者认为须从历史的惯性和故步自封于传统才能得到答案。这些国家即便出现了被证明可行的有利的制度创新,仍然因循守旧于早期发展的特定模式,导致了随后而来的衰落。只有破除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才能摆脱历史周期律。
(作者系深圳经济学者)
本报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